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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27日,由时任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先生,所发动的“黄花岗起义”爆发了。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他及早认清了清王朝的反动面目。早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孙中山就成立了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制订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开始了自己的反清活动。相比之下,到1898年,康有为等维新派还在忙着“戊戌变法”,以帮助清王朝自强;之后不久,义和团又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直到遭遇清廷镇压才愤怒地将口号改为“扫清灭洋”。

黄花岗起义

一“黄花岗起义”概况

“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发动的第十次武装起义,也是一场最为悲壮惨痛、震撼人心的革命行动。1910年11月孙中山等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黄兴、赵声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起义前,革命党尚未准备充分,款项不足、人员不齐,枪支弹药不够,但清廷因温生才私自行动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而对革命行动产生警觉,严加戒备,满城搜查革命党人。所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了避免损失加大,黄兴冒险率领坚决不肯离开的革命党精英,发动了这次起义。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的军兵浴血奋战,寡不敌众,很多人壮烈牺牲。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这次革命的损失惨重,很多有安邦定国之才的国之精英,毁于一旦。牺牲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有海外留学生、国内学生、记者、商界经理、新军军人、武术家等,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可谓国之精英,就这么一战而殒,太可惜了。烈士中,许多是名校学生,如林文是日本大学学生,林觉民是日本庆应大学学生,陈与燊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冯超骧是南洋水师学校学生等。这些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富二代,为革命毁家舍业,视死如归,这样德才兼备的仁人志士本应该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却这样轻易在反清起义中捐躯,孙中山心痛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

孙中山

这次革命未实现既定目标,削弱了同盟会的领导力量。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建的同盟会本是革命党之魁首,按照同盟会的原定目标,攻占广州后,黄兴率一支革命军出湖南,攻湖北﹔赵声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江西,攻南京。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现,那么革命党将形成一支由自己统帅的精锐之师,成为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然而,黄花岗起义失败,由共进社发动的武昌起义却顺利成功,这无形中削弱了同盟会的力量。共进会之前就不服同盟会领导,1907年春,当黄兴质问焦达峰(共进会领导人):“革命有二统,二统谁为正?”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 功盛,公亦附我。”同盟会众精英的壮烈牺牲,使孙中山、黄兴饱受攻击,弱化了等革命派的实力,为日后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及立宪派篡夺埋下了伏笔。

同盟会

二“黄花岗起义”意义

那既然损失这样重,为什么黄花岗起义还收到如此高的评价?

第一,黄花岗起义是革命精神的大爆发。

从现实角度来说,黄花岗起义的烈士的牺牲,可惜了他们身负的专业特长,可以说“为国为民,惜其一死!”。然而换个角度而言,他们却如火炬一般,照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激励了中国人民激昂的革命斗志。起义烈士中,有许多是堪为将相的国之精英,他们家境富裕,学富五车,本可过上优越的生活,然而一经召集,慷慨赴死,百折不挠,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这种为国为民勇于牺牲的精神气概,与现实世界的进步同等重要,同样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前者为黄花岗起义所现,后者是武昌起义所行,所以孙中山才说:“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这种精神价值的重要性可比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文天祥的军事实绩可谓末流,然而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及气节却彪炳千古,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文天祥的押送船将过江西时,王炎午作了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经过的驿站、店壁诸醒目处,并派人在各处宣读,勉励文开祥去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作为文天祥的老部下,28岁的王炎午为什么劝老乡去死?这位有治国之才的状元宰相死了,岂不可惜?但是这可以给民族留下一份精神宝贵的气节!(“天亡大宋,为子民之势不能生,文丞相是宋室重臣,更当以死殉国,为天地间留正气。”)国家灭亡了还能再建,但民族精神亡了将不能再起。

第二,黄花岗起义彰显了革命真理的重要价值。

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革命真理的指引,有了革命真理中国人民就不再是自私自利的“一盘散沙”,有了革命真理中国人民就不会再在“王朝兴废”的固定套路中打圈圈,有了革命真理中国人民就不会再被人嘲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了革命真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勤劳勇敢的情怀就会大爆发,有了革命真理中国人民就不会再被反动派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利用。

所以在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务虚与从事实际工作的务实同样重要(能将两者结合更好)。钱学森的导师,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教授说:“不少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以为理论不过是智力游戏,然而我要是提出一种理论,我就绝对相信它……只有敢想敢做的人才能发现真理……许多计划和设想,由于技术上没有成功的行使,往往被人们轻易地抛弃。我对理论坚信不疑,如果理论正确,那么技术肯定跟得上。”(《冯·卡门——航空与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P82,P85,P284)

冯·卡门

在政治领域,探索革命真理同样重要。洪秀全把基督教与中国实践结合,开启了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把君主立宪与中国实践结合,开启了戊戌变法运动;而孙中山则把民主共和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构建蓝图。在以后的岁月里,直到“五四运动”前的二十年里,孙中山的理论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等一直是当时最先进的,引领着中国前进的步伐,以至于他的政治对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特意介绍并积极肯定了孙中山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它才显示了巨大的魔力,吸引了这样多的优秀人才为之奋斗。而“黄花岗起义”正是革命真理重要价值的一次集中体现。

第三,黄花岗起义使清政府在道义破产。

鲁迅说中国的一盘散沙,责任就在于封建帝王的愚民政策。("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从皇帝到封建官僚的治军理国,尤其爱好以升官发财来拉拢人,如曾国藩治军就常以允许屠城及抢劫来激发属下的战斗欲望,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

李鸿章

而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的主张及革命思想,一新天下耳目。其为天下苍生利益而奋斗的伟大情怀,令清政府一贯奉行的愚民政策黯然失色。为了控制舆论,清政府诬蔑黄花岗烈士是一群流氓暴民。然而,随着林觉民的《与妻书》等文献流传,众多国民纷纷为革命行列的事迹打动,革命者的思想他们或者不懂,然而“七十二烈士”的人格魅力及精神感召上已经宣判了清政府的死刑。即使是甘心为虎作伥的两广总督张鸣岐也不禁对林觉民烈士心生感叹:“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

林觉民

此后的革命风潮遂势不可挡。汪精卫入京行刺摄政王被捕,然而他惧色,侃侃而谈革命道理,连审问他的肃亲王也禁不住感慨““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就也去参加革命推翻朝廷了!”最后清政府畏惧舆论压力,竟不敢判处汪氏死刑,止收押了事。这之后,从前一心屠杀革命党,“鲜血染红顶珠”的清廷大员也渐感清朝要完,不得不黯然考虑自己的后路,不敢再死心塌地给清廷卖命。如镇压了这次“黄花岗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亲自提审林觉民时,见他气宇轩昂,侃侃而谈,纵论世界形势和革命道理,劝清吏早日为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效力。李准为之动容,下令去掉镣铐,搬来椅子让他坐下讲,始终未曾打断。渐觉清政府大势已去的李准终于反正,在辛亥革命中为广东独立起了很大的功劳。

《与妻书》

三 总结

正是由于“黄花岗起义”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才在历史上收到了崇高的评价。孙中山所:“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当然,人无完人,这次起义也暴露了孙中山、林觉民等革命党的不少缺点,如长于文宣,弱于武功。然而,在推翻清朝问题上,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常言道“枪杆子里出政权”,在推翻清政府的问题上,“枪杆子”与“笔杆子”同样重要,而这就是同盟会孙文诸君子的短板与弱项了。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这次起义的粗疏、混乱、乏力都无可讳言。负责起义的同盟会领导人饱受攻击,黄兴被骂为“常败将军”,保皇堂人也趁机骂孙中山只知唆使别人送死,自己却谋取名利,是所谓的“远距离革命家”。

黄兴

然而,这正如鲁迅在《战士与苍蝇》中替孙中山回敬批评者的话所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辛亥革命后,举国有强权者数不胜数,但都为自己掌权为目的,革命始终被门户私计所压制,以致军阀林立,民不聊生。唯有孙中山提一弱旅屡败屡战,为恢复约法,为使中华民国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变得名实相符而努力。有了这寒夜中的一点微光,革命力量终于由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最终击败了张牙舞爪的新旧军阀,建立了数十年来有识之士所期待着的真正的共和国。所以,李德胜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来源:百家号    日期:18-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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